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”“历史是一面镜子，鉴古知今，学史明智。”强调“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，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。”红十字人多学点红会史，不仅是“明智”之举，也是讲好红十字故事、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内在要求。

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、“六个核桃·读书慧”公益基金支持下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学术成果的“社会化”普及，曾联手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了“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”第一辑（5种），受到读者欢迎。丛书第二辑日前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第二辑共5种，包括《永不割舍的博爱——孙中山、宋庆龄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故事》《中国的亨利·杜南——陆树藩的故事》《中国红十字事业奠基人——沈敦和的故事》《“中国难民之友”——饶家驹的故事》《“中国伤兵之母”——史沫特莱的故事》。聚焦“关键性”人物，书写红运华章，是该辑鲜明特点。他们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红十字人献身人道事业。比如孙中山夫妇：

孙中山与红十字会颇有渊源，是他第一次将红十字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，是他颁布“大总统令”确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，是他为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开辟道路，是他题词“博爱”使红十字文化薪火相传。宋庆龄不仅是其人生伴侣，更是其博爱思想的践行者。北伐战争中，宋庆龄发起成立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和北伐红十字会，亲自参与随军救护，呼吁各界捐款捐物助力北伐人道救援。抗战期间，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，争取国际援助，以支持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。孙中山、宋庆龄夫妇倾情红十字事业，矢志不渝，令人敬佩。

1900年，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。义和团虽浴血鏖战，但无力阻止侵略军北进。8月14日，首都北京沦陷，战火蔓延，生灵涂炭。为救死扶伤，浙江湖州绅商陆树藩联络江浙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“中国救济善会”，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，一路北上，救护伤兵难民。这是国人自办红十字会的开端。不仅如此，他提出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种种设想和愿景，亲自起草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，成就了他中国亨利·杜南之美誉。

陆树藩的设想在1904年3月变成现实，接棒陆树藩的正是浙江宁波人沈敦和。1904年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的东北难民，他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，参与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，实际主持救护行动。1907年中国红十字会自立后，建医院，办学堂，为红十字事业奠定基础。辛亥革命中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，组织强有力的救援。民国肇建，在沈敦和的努力下，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。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，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全面工作，红十字事业的发展，沈敦和居功甚伟，他在中国红运初期发展史上的地位，无人可以替代。

在中国红运发展史上，国际友好人士是一支重要力量，白求恩、柯棣华家喻户晓，饶家驹、史沫特莱也是范例。他们的人道之举，生动诠释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真谛。

饶家驹是法国传教士，一·二八淞沪抗战时，他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。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，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主导下，饶家驹在上海设立安全区，救助中国难民数十万人，被誉为“中国难民之友”。而难民救助的“上海模式”，也被国际红十字组织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写入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，对国际人道法的订立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作家、记者、社会活动家。1928年她以《法兰克福报》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后，写出了讴歌中国革命的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《中国的战歌》等伟大著作。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不久，她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成为一名宣传员。这一时期，她心系伤兵，情牵病员，为抗战救护事业鼓与呼。史沫特莱把在中国的岁月看作是她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”，而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不尽情缘又使得这一章光芒万丈，格外动人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历史“是一位智者，同历史对话，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、把握当下、面向未来。”孙中山夫妇、陆树藩、沈敦和、饶家驹、史沫特莱，都是红运史上的“智者”，他们的非凡业绩，彰显了人道、博爱、奉献精神，为红十字事业的当代发展和迈向未来提供了强大动力。

《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》第二辑保持了与第一辑同样的风格，通俗易懂，图文并茂，通过清新活泼的文笔，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红十字会。唯其真实，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这是历史的魅力和价值所在。《中国红十字运动知识丛书》着眼于此，希望通过红运史的深入研究，使这些可贵的精神财富得以继承和弘扬，开创红十字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红十字报》 、 中国红十字基金会

作者：池子华，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